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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生:探索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时间:2020/10/13 16:48:51|點擊數:

  2020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我國反貧困事業將進入以解決相對貧困爲重點的新時期。爲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與解決絕對貧困相比,解決相對貧困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因此,解決相對貧困需要經曆一個更長的曆史時期,建立長效機制是解決相對貧困的前提性、關鍵性舉措。

  建立健全社會流動機制

  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爲社會主要矛盾,新時代人民需要的新變化必然帶來脫貧標准的相應提高。相對于由物質財富匮乏造成的絕對貧困問題,相對貧困則是對特定參照群體而言的,絕對貧困基本消除後,相對貧困長期存在。相對貧困與低收入相聯系,在基本生存權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部分群體由于當地自然、經濟、社會、治理條件等客觀因素的影響,自我發展潛能較低,在收入分配、自我權利維護等方面尚需加強,相對貧困于是難以避免。因此,建立開放包容、公平合理的經濟社會機制是解決相對貧困的當務之急

  第一,建立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解決相對貧困的基礎機制。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低收入人口,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意义重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发展社会保障、社会服務事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解决相对贫困至关重要。

  第二,建立開放包容的社會流動機制、政治參與機制是解決相對貧困的保障機制。出台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政策,建立開放包容的社會流動機制在當前形勢下顯得十分迫切。同時,相關的社會政策還需重點關注對下一代的教育、培訓,提升相對貧困人口社會流動的動機和能力。

  構建多層次反貧困體制

  新時代脫貧攻堅需要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構建從中央到相對貧困個人、家庭的反貧困體制機制

  宏觀層次指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縣、市、區)反貧困體制的重構、反貧困制度的頂層設計及反貧困事業的整體協調。中觀層次主要涉及鄉村(社區)層面的反貧困制度、機制建設,主要包括如何以鄉村振興爲抓手,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完善城鄉統籌發展的體制機制,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實現城鄉共同繁榮。微觀層面是針對相對貧困個人、家庭的反貧困制度、機制的構建,如何提升相對貧困人口自主發展的動機與能力是推進這個層面制度政策改革創新的關鍵。

  宏觀層次應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反貧困面臨的新形勢建立一體化運作的反貧困管理體制,盡快出台以解決相對貧困爲重點的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地方層面的行動規劃。今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以及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反复强调要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协调落实上述文件和指示精神,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反贫困主管机关的职责。

  中觀層次涉及新時代的反貧困以什麽爲抓手的問題。2020年以前的反貧困,由于區域性整體性貧困的長期存在,貧困縣(區)是基本抓手,到了精准扶貧時期,鄉村(社區)也成爲抓手之一。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後,貧困縣將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性貧困將得到解決,但脫貧的基礎還不穩固,相對貧困依然突出,鄉村(社區)成爲這個階段反貧困的基本抓手。因此,新時代的反貧困應當以鄉村(社區)爲抓手,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配合宏觀層面完善城鄉統籌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推進新型城鎮化,推動實現鄉村振興。總之,鄉村振興應當解決基礎薄弱鄉村的內生動力和能力建設問題,實現內源性發展,並通過鄉村振興帶動鄉村面貌的改變及相對貧困的整體解決。

  微觀層次應在健全反貧困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相對貧困人口自主發展的動機激發、能力提升機制,應以扶志(激發動機)、扶智(提升潛力)爲核心,推進這個層次反貧困制度政策的改革創新。宏觀層面的整體協調、中觀層面的鄉村振興等對解決全局意義上的相對貧困至關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微觀層面相對貧困人口、家庭的配合,相對貧困問題也不可能最終解決。構建扶貧開發與社會救助有機結合的積極社會救助制度,聚焦動機、能力建設出台針對相對貧困家庭、社會救助人口特別是其後代的傾斜性教育、健康、培訓、就業促進政策,是這個層次反貧困制度建設的方向和重點。

  建立多元共治的貧困治理體系

  解決相對貧困,推進鄉村振興,關鍵在落實。貧困治理的執行機制建設是落實黨和政府解決相對貧困大政方針的“最後一公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衆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對新時代貧困治理的執行機制建設具有重要啓示。結合相對貧困治理和鄉村振興,構建黨委領導、政府(社區)負責、社會協同、公衆參與、多元合作的貧困治理體系,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解決相對貧困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突出特點、顯著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工作要五級書記一起抓。其中村(社區)級書記是貧困治理最基層、最前沿的一級書記。精准扶貧時期實施的是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實踐中,市縣黨委有針對性地選配政治素質高、工作能力強、熟悉“三農”工作的幹部擔任貧困鄉鎮黨政主要領導,並根據貧困村的實際需求,精准選配村第一書記,精准選派駐村工作隊。新形勢下,這種工作機制可以根據形勢變化經過必要調整後繼續保持一段時間,以實現精准扶貧與鄉村振興的順利銜接過渡。近年來,村級組織負責人黨政“一肩挑”制度的實施彌補了既往制度的不足,具有強化黨組織領導權威、促進村民自治有效實現、提升貧困治理效能、推進鄉村振興的制度優勢。

  社會協同指的是市場主體(企業)、社會組織、志願組織、慈善機構、基金會、社會熱心人士等各方面社會力量與當地黨委、政府、鄉村(社區)的協同。這裏的社會主體既包括當地的社會力量,從精准扶貧的實踐看,也更多地涉及其他地方的社會力量。社會力量的有效協同爲貧困地區帶來了物質、資金、人才、技術等各方面資源,是奪取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的基本經驗之一。後脫貧攻堅時代,應當借鑒這一經驗,並使之發揚光大。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治理相對貧困、推進鄉村振興,基礎薄弱鄉村、低收入人口的自主發展動機、能力建設是瓶頸,引進、培育一批專業性社會組織特別是社會工作組織,對于解決這個問題非常必要。社會協同可以通過構建一些符合當地實際的機制加以推進,社會工作通過“三社聯動”機制協同當地貧困治理,實踐證明行之有效。

  建立多主體合作共治的貧困治理體系所要解決的是貧困治理實施中多元主體參與協作的問題。在縣鄉黨政領導、村級兩委具體負責、社會協同下,需要發揮村民的積極性,只有在公衆廣泛參與的前提下,多元合作對有效推進貧困治理、實現鄉村振興才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整體意義上的鄉村發展振興,還是相對貧困家庭、人口個體層面的內生動力激發、能力提升,都需要有關部門實際了解村民的真實意願、資金需求、項目實施、人員配置等。此外,還應對鄉村脫貧攻堅的成效進行科學的監測評估,並合理規劃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代丽